讲述科学家故事 弘扬科学家精神②
科学家精神是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新中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了独特的精神气质。为了激励全所职工向老科学家们学习，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传承老科学家精神，弘扬践行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为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汇聚强大力量。在“讲述科学家故事 弘扬科学家精神”小专栏，我们开始第2期科学家故事的讲述，希望大家可以从中学习他们的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以所学、所研助力研究所创新发展。
“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博士毕业才3年，竟然能做出这样颠覆性的创新？”1950年，33岁的中国工程热物理学家吴仲华在美国发表他的颠覆性论文后，质疑声纷至沓来。
二战之后，航空工业高速发展，各公司都投入重金研发想让飞机飞得更高、更快。但这一问题技术含量极高，当时的理论无法突破。在这篇技惊四座的论文中，吴仲华大胆地摒弃了当时公认的主流方法，提出了独特的吴氏方程和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更令人叹服的是，当时电子计算机刚刚诞生，大多数人并未认识到其变革性作用，吴仲华的理论却使得用计算机求解这一问题成为可能。
这样超前的、颠覆性的思想必然不会轻易被人接受，许多美国科学家甚至公开质疑吴仲华。但这样的论战并没有持续太久，随着叶轮机械三元流动理论在工业界应用，许多高性能先进发动机纷纷实现商用。
1979年春，中美建交之初，吴仲华率队访美，在洛杉矶转机时，飞机发动机制造商GE公司派了两架总裁专机接送，升中国国旗欢迎，其中主机邀请吴仲华一人乘坐，以示敬意。
78岁那年，杨承宗终于回到了阔别38年的居里实验室。
当年他回国之时，法国处于西方阵营，还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964年中法正式建交，彼时杨承宗正率领五所科技人员为祖国炼铀，由于工作保密性，也不能随便与人联系。因此，尽管杨承宗很思念在法国的老师和同学，却迟迟难以与他们相见。
这是1989年，杨承宗重返巴黎，老朋友们为他举办了一场盛大的欢迎聚会。会上，杨承宗拿出一件珍藏近40年的“宝贝”——居里实验室的大门钥匙。
那是他回国前夕的一天，约里奥—居里夫人看见他在实验室整理东西，便走过来亲切地说：“杨啊，实验室的钥匙就不要交还了，回去留个纪念，居里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向你敞开着！”
当时便有人提出，应当把这珍贵的钥匙送进博物馆。杨承宗当时没舍得给。待他回国后，细细思量一番，觉得这把钥匙是中法科学家之间友谊的见证，于是他委托即将赴法的中国科大彭定坤和孟广耀教授，把这把钥匙带回了巴黎。现在它就珍藏在居里博物馆。
“当导师的不能只给学生送鱼，还要教学生撒网。”黄葆同不仅重视传授知识，还注意培养人的素质和学习方法。
黄葆同的学生，长春应化所研究员唐涛回忆：“自己的英语原来不太好，黄老师把我叫到家里并拿出录音机，他先读一段后让我拿回家跟读，等这段练熟后再到他家录下一段。三个月后，我的英语听说能力有明显提升。”
“他是一位平易近人、慈祥仁爱的长者。”这是学生和曾经得到黄葆同帮助的青少年对他的评价。回国以来，黄葆同夫妇曾连续多年为缺少课外读物的长春应化所子弟小学捐款买书，培养孩子们从小爱科学的兴趣。
20世纪70年代中期，当南方一所聋哑学校美术班的学生买不到橡皮泥慕名相求时，黄葆同立即买了一百多元的橡皮泥邮寄过去。事后这所聋哑学校给这位陌生的科学家来信，感谢他为聋哑孩子们成才办了一件大好事。“这样的求助信和感谢信家里还有很多。”黄葆同的六妹黄真诚回忆道，“哥哥去世后，家人惊讶他居然没存多少钱，去银行核实后才发现，他对自己很节约，对别人特大方，来者不拒、有求必应。黄葆同家里的几任小保姆也在其资助下先后完成学业。”
长春应化所姜连升研究员曾回忆：“他非常关心下一代，他从国外回来，外语特别好。那一代人都是学俄语出身的，但是俄语的文献特别少，所以他非常着急，希望年轻人能赶快把英语学好，所以他与夫人抽出很多精力来开办一些学习班来教英语，还编新教材，他不是上课讲完就完了，他还要给你改一些作业。平常也是这样，比如说谁要是写完要发表的文章了，他都特别认真改，有的时候还有意识地找一本书，请几个同志来翻译，每个人分一节两节翻译，你翻译不好，他改，就是从这些过程里面培养年青人。像对话什么他都教，除了这以外，在生活上他对同志都特别关心，像我们室里面有些同志也很困难，他经常拿一些钱来资助或者自己不用的东西给他们。”
1956年，从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张可文调至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担任钱学森第一任秘书。一见面，钱学森就拿了一本导师冯·卡门所著的英文版《空气动力学》给张可文看，只字未提什么秘书工作。
当时，能听一节钱学森的课都是极其幸运的事，张可文却经常享受单独授课的待遇。工间操或者下班前一段时间，钱学森就会给他讲国际科技发展现状。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后，钱学森专门科普了这个问题，在他的鼓励下，张可文现学现卖，还出去做了两次关于人造卫星的科普讲座。
后来，钱学森提出让张可文去搞一点科技情报资料，张可文没有接触过科技情报，非常困惑。钱学森告诉他：现在中央提出“赶英”、“超美”的口号，首先应该清楚他们当前的水平，否则“赶、超”就成了一句空话。
钱学森教张可文从一些科技杂志的广告上提取信息。以风洞为例，专门找寻广告上各国风洞的马赫数，就能反映出那个国家在超音速空气动力所达到的研究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遭到了欧美列强的全面封锁，钱学森通过这样的方式，跟踪了解国际先进水平。
（本文转载自《科学家故事数据库》，报道链接：https://spirit.sciencenet.cn/detail.aspx?id=37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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