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的将来，中日韩等东亚地区国家，尤其是中国，将涌现出大批优秀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而且一定会摘取众多的诺贝尔奖——这样的时代正大踏步向我们走来。

　　李约瑟在其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著名的“李约瑟之问”：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从古代到15世纪都领先于西欧，但在16世纪前后却未能催生出近代科学技术？换句话说，伽利略为什么没能出现在中国？

　　回答众说纷纭，见仁见智。

　　我的观点是：因为16世纪之前，中国缺少在文化上比它更为优秀、同时在军事实力上也比它更为强大的外敌。

　　譬如，13世纪蒙古用武力征服中国，经历了元朝，但由于文化上的劣势，最终反而被中国文化所浸染。反观欧洲，从公元5世纪末西罗马帝国灭亡起，到公元1500年为止，整体进入了“知识黑暗时代”。当时古希腊的哲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等文明，更多地向穆斯林诸国转移。

　　欧洲人注意到了这一点，早在11-12世纪，他们就去西班牙等地学习伊斯兰文化，认识到了作为其基础的古希腊数学和自然科学的伟大。13世纪末以后，意大利掀起“文艺复兴”，再加上古罗马技术力量的复活，欧洲科技蓬勃发展。据此我认为，对于新的文化、文明的发展来说，其他优秀文明、文化的影响，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1840年-1842年鸦片战争前后，以英国为首的部分欧洲国家，在科学技术力量方面拥有超越中国和日本的文明，且兼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开始向中国不断施压；16世纪天主教传入日本，日本人看到隐于其后的强大的武力，于是禁止其在本土传播。

　　17世纪初，日本实行“闭关锁国”，仅允许荷兰人到长崎通商，就是说日本一边奉行闭关锁国，一边又通过长崎，持续跟踪欧洲科学技术的进展。与荷兰的这种交流，极大地提高了日本人对近代科技的关注。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展现全面开国的态势，迅速从西欧引进科学技术，一直到现在。

　　日本的科技之所以能够迅速提高，原因之一是从“锁国时代”起就以长崎为窗口，充分了解西欧科技的发展。正因为有这样基础，在二次大战结束不久的1949年，汤川秀树因发现介子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1965年，朝永振一郎也因发现重整化理论而再获此奖。1953年，汤川教授在东京大学建立了面向全国的基础物理研究所，国内所有大学及研究所的学生、研究人员，都可以通过它开展合作研究。

　　这个基础物理所培养出了大批研究者，其中也包括我。它的成功，带动日本设立了宇宙射线所等多个可共同利用的研究机构，培养出众多领域的科研人员。这一举措，成为了日本产生诺奖得主的原动力。

　　下面我们看一看科学技术论文数量的动向。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日本的论文数量急速增长，1989年跃居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位。一篇论文被他人引用的次数，是评价论文的客观标准之一。日本的研究所和大学等发表的论文，其总体被引用次数也大幅度增加，可以与西欧各国一争高下。2000年左右，东京大学在物理学方面跃为世界第一，作为前校长的我，曾经为此欣喜若狂。

　　20世纪80年代，日本确立了“科技立国”的方针，1995年制定了“科学技术基本法”。根据此法，从1996年起每5年制定一期“科技计划”，同时伴有国家预算。在此背景下，日本迄今在物理、化学、生物医学等领域相继涌现许多诺奖得主。

　　就我个人而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国逗留期间，我与两位中国的物理学巨匠——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关系密切。这两位物理学家，因预言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得1956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这表明，中国人具有了不起的实力。近年来，中国的科技论文数量急剧增加，2008年超过日本居世界第2位，2019年又超过美国跃为世界第一。中国的论文，其被引用次数也名列前茅，超过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至2008年的势头。

　　从杨振宁先生和李政道先生的获奖，再看最近15年来中国科技论文的增加及被引用次数的提高，我坚信中国的科学家今后会在各个领域不断斩获诺贝尔奖。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优秀的民族，现在正迎来大力推进现代科学技术的绝佳机会。

　　我希望中国的年轻研究者，充分认识到中国当前的这种优势，努力奋斗，大展宏图，遇挫不馁，迎难而上。希望你们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就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刨根究底，探骊获珠；特别要研究基础问题，一旦投入应用，功德无量。

　　中日韩和新加坡、越南等东亚各国的科技论文数量之和，已经超过美国，也超过欧盟各国加英国的论文数量之和。在科技方面已经迎来“东亚时代”，我为此感到无比高兴。为了未来的科技振兴，愿中国的年轻人能大显身手，与东亚各国的年轻人携手共进。（作者是前东京大学校长、前日本文部大臣）

（备注：文章转载于12月18日《环球时报》）